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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风俗的历史演变 还原端午本真

发表时间:2016-06-02 13:13:00 | 来源:四川文明网字体:[][][]   [打印][关闭]

农历五月五日为端午节,是我国夏季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字有“初始”之意,而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时法,五月正是“午”月,因此称之为端午,又称端五、重午、重五。端午的别称很多,五月五日古人有以兰草汤沐浴的习俗,所以又叫“浴兰节”。道教又称此日为“地腊节”。唐宋时此日午时为“天中节”,所以它又称端阳、午节。明清时北京人还称其为“五月节”或“女儿节”。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梳理端午风俗历史演变的脉络,来探寻端午节的真正起源以及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的内涵。

 

     端午节起源何时——先秦时期 屈原之前

  

  长期以来对于端午节起源众说纷纭,说法不一,至今仍争论不休。就目前来看,关于端午节起源的主要观点有四种:一是流行久远的传统观点,依据南朝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及宗檩《荆楚岁时记》,认为端午节起源于纪念屈原;二是闻一多先生认为端午节是吴越民族举行龙图腾崇拜活动的节日,他在《端午考》及《端午节的历史教育》(见《闻一多全集》)两篇论文中详细论证了他的观点;三是认为端午节起源于恶日(见张心勤《端午节非因屈原考》);四是说端午节源于夏至(详见刘德谦《“端午”始源又一说》)。

  从中国节日风俗发展形成过程来看,以上诸家观点皆有一定道理。但是,端午节作为一个风俗活动内容丰富的传统节日,在追溯其风俗活动起源时不能只注视某一侧面而以偏概全。中国古代,有“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生活相对囿于一个狭窄的天地,风俗也自会因时因地而异。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各地风俗在相互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一些特定的、具有全国普遍性的节日风俗。因此,考察端午节起源应综合多种因素。

  端午节风俗形成可以说是南北风俗融合的产物,随着历史发展又注入新的内容。龙舟竞渡之俗起源于南方,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起于北方,注入夏季时令风尚,附会以纪念屈原逝世而最后形成。

  南方:起源于吴越民族举行龙图腾崇拜活动的节日

 

中国古代龙舟,南宋李嵩《天中戏水图》(局部)

  端午节一项重要节日活动是为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但龙舟竞渡的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已经存在。《事物原始》引《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即使在屈原本人的诗作中,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竞渡的风俗来。如《楚辞˙涉江》中就有“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屈原所乘的这种狭长而轻小的舲船实质上也就是当时一种竞度所用的船,乘着“舲船”顺沅水而上,船桨齐划冲击着层层波浪,清晨乘船从枉楮出发,晚上就可留宿辰阳。这种众桨齐划的轻快小船正是竞渡风俗的一种反映。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与《端午的历史教育》论文中考证认为:古代的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为表示他们是“龙子”的身分,藉以巩固本身的被保护权。他们不仅有“断发纹身”的风俗,而且每年在五月五日这一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其中有一项活动便是在急鼓声中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上作竞渡的游戏,绘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这便是竞渡习俗的由来。此说颇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龙舟竞渡作为水上的竞技活动,不仅仅是越人的习俗,而且其他民族也有此俗。一九三五年在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鉴,一九六五年在四川成都出土的战国时“嵌错赏功宴乐铜壶”上,都有竞龙舟的图案。龙舟竞渡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所以清代大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竞渡不独(端)午日也,今江浙间多用春日,疑非本意。”但是总体来看,龙舟竞渡是以沅湘一带为中心的南方风俗。

  北方:起源于“恶月”“恶日”

 

旧时,端午并非一个良辰吉日,而是一个需要处处避忌的“恶日”,图为画家苏耕的《女儿回娘家》,图上有“端午比年大,女儿回娘家”的题语。

  南方越民族进行龙图腾祭祀之时,而北方中原地区却是把五月五日当作“恶月”“恶日”进行驱邪避恶之日。直到现代,民间仍有“善正月,恶五月”的说法,正月为善月,人们笑逐颜开、欢呼雀跃;五月很早就被视作“恶月”,人们小心谨慎,处处避忌,五月五日,更是恶月之“恶日”,人们唯恐避之不及,这天对小儿的保护尤为关键。因此在荆楚民间形成了“躲端午”的习俗,端午节这天,年轻的夫妇要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孩去外婆家躲一躲,以避不吉。日本鹿儿岛在五月五日也有类似的节俗,母亲这天背着不到一岁的小女孩在外跳称为“幼女祭”的圆圈舞。朝鲜称五月五日为“女儿节”,出嫁的女儿都回娘家,男女儿童用菖蒲汤洗脸,脸上涂胭脂,削菖蒲根作簪,“遍插头髻以避瘟”朝鲜小儿的这种打扮,称作“端午粧”(洪锡谟《东国岁时记》)。由此可知端午作为避忌日,特别是小儿的避忌日是整个东亚地区的通俗。

  为什么人们会将五月视为“恶月”,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日”呢?这是因为仲夏五月,炎热潮湿,蚊蝇繁殖,毒虫出没,百病滋生,对于医疗条件极差的古人而言,正是极易染病死亡的时节。就目前资科看,至迟在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视五月为毒月、五月五日则为恶月中的毒日、恶日、死亡日。《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五月盖屋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风俗通》佚文说:“五月盖房,令人头秃。”恶月恶日的观念影响甚广,以至人们相信五月对从政为官者也是恶月。《风俗通》佚文说:“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俗传五月上任的官,至离职都不能升迁。历代为官者都忌五月上任。《日知录》卷六说“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为忌月,今人相沿以为不宜上任。”五月的一切事情似都不祥,五月五日生子,则更被视为灾害临门之事。《风俗通》佚文说:“俗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王充《论衡·四纬》也有这种记载:“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可见当时人们都认为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将来会祸害父母,不能养大成人,因为这一风俗而被遗弃的孩子不知有多少。

  虽然人们把五月五日出生的人说得如此可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相反,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人倒是五月五日所生。例如,战国时以养士闻名遐迩的孟尝君田文,就是五月五日所生。当其呱呱坠地之时,其父田婴就欲致他于死地。后来,他母亲私下将他抚养成人。田婴知道后怒不可遏,怒斥其母为何没把这个孩子扔掉,反而养大成人。田文见其父大怒,立即叩头下拜,接着反问田婴说:“您不让养育五月生的孩子,是什么缘故?”田婴回答说:“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大了身长跟门户一样高,会害父害母的。”田文说:“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授予呢?还是由门户授予呢?”田婴不知怎么回答好。田文接着说:“如果是由上天授予的,您何必忧虑呢?如果是由门户授予的,那么只要加高门户就可以了,谁还能长到那么高呢!”孟尝君以人生受命于天,则不会妨害其父母,若受命于户,则加高门户就不会和门户一样高的道理驳得其父哑口无言,只能“默然!”后来孟尝君果然成为一代名士。

  尽管有孟尝君前古之鉴,但是,到了汉代,人们仍然迷信此恶俗。汉成帝时,权势显赫的王凤也是五月五日生,其父提心吊胆地将他养大。汉末,在相互倾轧的官场上,有一个政绩平平,说话谨慎,办事模棱两可,待人圆滑世故而官运亨通的不倒翁──胡广。他历经六朝(自安帝、历顺帝、冲帝、质帝、桓帝到灵帝)三登太尉。此人名叫胡广还有一段戏剧性故事。据《世说新语》记载,因为他生于五月五日,父母忌于世俗传统观念,将他藏在葫芦中投之于河,幸而未能淹死,后来有人收养,乃托葫芦所生,姓胡名广。(还有一说他父母原本姓黄,收养者为胡翁,故姓胡)显然,从战国到两汉,人们一直认为五月五日是深恶痛绝的恶日。

  时令:起源于夏至

 

裹角黍(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古老的二十四节气,对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在现代,以节气为节日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普遍影响的恐怕只有清明和冬至了。清明自不待言。而冬至俗称“冬节”,这一天,有吃饺子、喝羊肉汤进补的习俗。但是相对于冬至的夏至,节庆活动却很少。这很可能是因为端午节和夏至在时间上相去不远,渐渐两节合一造成的。

  在汉代以前,人们大多重视时令节日,仲夏五月的重要节令是夏至,虽然五月五日端午节在汉代已经比较重要,但夏季的主要节俗还是集中在夏至。《礼记·月令》很严肃地对待这一时间点,“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夏至,我们都知道,是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日子,也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节,这一天过后,太阳逐渐南移,阴气长而阳气消,所以这一天也被古人视为阴气与阳气、死气与生气激烈争斗的时节,人们在这一时段,要保持身心的安定,要禁绝各种情欲,尤其是色欲;行政事务亦应采取“无为”的治理方式。这也是五月被视为“恶月”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在古人观念中,自然节令日是阴阳运动的关键日,也是人们精神紧张的时日,因此小心避忌,谨慎过关,这是当时人的节日心态。由于夏至时节阴阳二气的激烈争锋,阳迫于上,阴动于下,蛇虫出没,暑毒盛行。人们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感受到生存的困难,因此人们将夏至所在的五月,视作“恶月”。

  端午与夏至曾经并存并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端午最终替代了夏至,夏至的节俗功能也大都潜移至端午节俗之中。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与夏至同。”而古代就有“五日同夏至”之说。端午节融进了许多夏令饮食、服饰、禁忌等风俗。吃粽子是汉代端午的重要习俗。当时,吃粽子并无特别的纪念意义,只是当作一种时令食品而已。俗有「食过五月粽,寒衣收入杠」,「未食五月粽,寒衣不敢送」之谚。意思是粽子一出现,岁序便转入夏季,这是一年生活转折的信号,不单单只是点缀节景。在五月仲夏,酷热季节吃这种米制凉食,用菰芦叶包裹,用灰汁煮熟,色香味都别具特色,吃后能清热降火,胃肠舒适,不失为时令佳品。在此时,人们全面换上夏装,以轻薄凉爽为宜。因此《中华古今注》记载:东汉每到端午,皇帝要赐给群臣百僚鸟犀腰带。作为皇帝的恩赐来说,固然是笼络臣下的一种手段,但从风俗角度讲,这也是端午换夏装、避酷热的风俗反映。从衣食风俗来看,认为端午与夏至风俗有密切关系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