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制图/朱濉

　　8月19日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是“百年华诞同筑梦，医者担当践初心”。医师的白衣，代表了悬壶济世的责任；医师的称号，代表了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平日里，他们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特殊时期，他们执甲逆行，在抗疫一线和病毒战斗。他们不是超人，却用仁心、爱心和真心，守护健康、点亮生命。

　　又一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记者从几处细节寻找身边的医师“之最”。几个人物故事，不能代表所有的四川医师，但仁心医者带给我们的感动，值得我们一起向身边所有的医师说一声：谢谢你！

　　一线最年长的医生欧阳钦

　　医生没有最好 只有一天比一天做得更好

　　欧阳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消化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1963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前身)，主攻炎症性肠病和胃肠肿瘤，被誉为“中国炎症性肠病研究奠基人之一”。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消化内科门诊，经常能看到一位两鬓斑白但精神矍铄的长者，他手握放大镜，认真查看患者病历。他叫欧阳钦，华西医院消化内科教授，今年即将81岁的他依然坚守在临床一线。

　　“医生没有最好，只有一天比一天做得更好！”在欧阳钦的心目中，一名“好医生”具备4个基本条件：耐心倾听病人陈述；平等对待病人；让病人付得起医药费；能解决病人问题。网上曾流传一张照片——时年77岁的欧阳钦正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刻苦学习，这张照片也被网友称为“榜样的力量”。

　　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做肠镜检查使用的洗肠液需要从国外进口，成本很高。欧阳钦参照了国际处方并通过医院自制药剂方式，将洗肠液从近200元/瓶降低为10元/瓶，患者负担大大减轻。临床实践中，他也经常考虑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炎症性肠病患者，效果良好，受到患者欢迎。

　　“病人找我，是对我的信任，我必须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欧阳钦说，病人因为疾病难免焦虑，讲述病情时会絮絮叨叨，或许在医生看来，患者只需要介绍基本病情，其他内容无关紧要。“但从患者角度出发，他需要得到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治愈，还有心灵上的慰藉。”因此，欧阳钦的门诊经常“拖堂”，这使他很疲惫，但也很满足。

　　年龄大了，欧阳钦视力已退化，他的口袋里除了眼镜之外，还准备了放大镜。2016年9月，刚做完青光眼手术不到一周，欧阳钦听说学校要举办120周年校庆义诊，他主动请缨参加，在连续看诊3个多小时后，他捂着眼睛回家点眼药水，之后又一刻不停地赶回现场，令患者感动不已。2020年9月的一次大型义诊活动中，80岁的欧阳钦再次拿着他的放大镜，出现在了义诊队伍中。“接到科室通知，我就来了。”

　　1963年，欧阳钦从四川医学院毕业后，在临床中发现有的腹泻病人并不是急性肠炎或者痢疾，通过反复查证，他发现这些症状和欧美描述的炎症性肠病极其相似，开始关注这一领域。1984年，欧阳钦出国进修，从这时起确立了终生奋斗目标——炎症性肠病。此后，他始终致力于我国炎症性肠病亚专业的发展与国际化进程，力促华西医院炎症性肠病的多学科协作团队建设，为我国炎症性肠病的诊断与治疗规范作出较大贡献，被誉为我国炎症性肠病研究奠基人之一。（胡渊 全媒体记者 李寰）

　　坚守四川海拔最高县的基层医生刘明建

　　医生认真负责 比什么都重要

　　刘明建，从医21年，现任甘孜州石渠县虾扎镇中心卫生院院长。2014年，获甘孜州第五届劳动模范称号；2013-2014年被甘孜州委、州政府评为“优秀院长”。

　　今年4月，43岁的刘明建生平第二次离开故乡甘孜，到成都参加培训，进一步学习超声诊疗技术。10月，他将带着学到的医疗技能，回到四川平均海拔最高（4520米）、曾是包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石渠县，继续为那里的患者服务。

　　这个清瘦朴素、棕色皮肤的川西汉子，出生在丹巴县。1999年，从甘孜卫生学校毕业的他来到石渠县虾扎镇中心卫生院，成为一名高原医生。彼时，卫生院还是一片低矮的小瓦房，医疗设施缺乏，房屋破旧，“整个卫生院仅6名医生，打针、输液、开处方，全套流程都得自己来。”刘明建回忆道。

　　作为一种人畜共患性寄生虫病，包虫病有“虫癌”之称，由于医疗资源匮乏与不良生活习惯，它在石渠发病率较高，更是导致当地群众因病致贫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让当地包虫病患者早日解除病痛，刘明建积极动员百姓问诊、拿药，主动上门为行动不便的患者送医送药。2000年冬天，为给一个居住地偏远的患者送药，风雪中刘明建辗转换乘汽车、摩托车、马匹、牦牛等，最终将药物送到患者手中，这一趟，来回花了3天。“做医生，技术当然要好，但责任心更重要。”他说。

　　2008年，刘明建第一次走出高原，来到繁华的成都，在成都市二医院进修学习，掌握了B超机的使用，这能帮助他精准探查诊断包虫病。2015年，一台崭新的B超机从千里之外运到虾扎镇中心卫生院，刘明建的新本领有了用武之地。同年11月，四川启动石渠县包虫病综合防治试点工作，刘明建盼望已久的全民筛查也成为现实。从2015年至2020年，他和同事每年要筛查数百到数千位居民，还要对卫生院在管的221名包虫病患者展开随访治疗。面对繁重的工作，刘明建不敢怠慢:“这个职业没有休息时间，一切以病人为准。”

　　他认真负责的名声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乡的牧民宁可走远一点，都要来请他看病。

　　卫生院硬件设施在不断完善，但愿意留在高原的医生依然很少。刘明建却一守20余年，他说，“如果我都走了，那我们医院其他人还能留多久呢？我做的是很平凡的事，医生认真负责，应病人的需求随叫随到，比什么都重要。”（何波宏 全媒体记者 魏冯）

　　离新冠病毒最近的医师团队

　　我们靠得近一点 大家就能离病毒远一点

　　成都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应急病房医疗团队，有90多名医务人员，是目前成都市唯一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团队。

　　医院与家的距离不到1小时车程，但毛毅已有近一年时间没回过家。作为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应急病房主任，自去年9月他进入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病区后，他的生活变成了“两点一线”。

　　为了避免感染，成都公卫中心对新冠肺炎患者、医务人员均采取闭环管理模式，在结束医院的应急病房工作后，毛毅和他的同事们只能回到隔离酒店休息。“远离了家人，生活也有些单调，但能成为这座2000多万人口大都市的健康守护者，值！”

　　自去年年初以来，成都公卫中心应急病房的灯光从未熄灭过。从本土病例到境外输入性病例，从年逾七旬的老人到还在吃奶的婴儿，要说现在谁与新冠病毒最近，莫过于毛毅和他的团队，“我们离疫情近一点，大家就能离病毒远一点。”他说。

　　既要保证治疗效果，还要干预患者心理，毛毅坦言，“压力山大”。特别是随着医院接收的感染德尔塔毒株的患者日渐增多，在治疗上也带来更大压力。但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没有发生一起死亡病例。

　　积极治疗外，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疏导患者的情绪。在境外输入性病例中，不少患者对国内的防控措施不适应，情绪波动较大。为让患者安心接受治疗，医疗团队专门成立了心理疏导小组，对每一位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和疏导，团队还会主动与成都精神卫生中心专业医生联系，达到心理干预的最佳效果。治愈出院的患者中，不少与医务人员成了朋友，每逢节日彼此还会互致问候。

　　让毛毅印象较深的还有那些不幸感染病毒的孩子。由于严格的隔离制度，在住院治疗期间，有些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于是医务人员就成了孩子们的临时父母。

　　来到新环境，有的孩子认生，医务人员就买来玩具、零食，想方设法逗他们开心；把孩子们的生活拍成照片、视频传给其父母，让他们放心安心。

　　在成都公卫中心的应急病房里，医务人员一般3个月一轮换，但为治疗需要，也有像毛毅这样的骨干医务人员时常“超期”，罗海霞就是其中一位。去年12月，她来到应急病房，这一待就是8个多月。

　　进入应急病房后，毛毅就把照顾父母的任务交给了妻子，父母有高血压等慢性病，“我爱人也是医务人员，工作繁忙，还要挑起家里重担。即使这样，她仍然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回家后一定要多干些家务来感谢她。”毛毅说。（全媒体记者 石小宏）

　　与临终病人最接近的医生王耀丽

　　临终关怀 让生命更有尊严地走到终点

　　王耀丽，28岁，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医生。

　　早上8点，是大多数人准备上班的时刻，而此时的王耀丽，往往才卸下一身疲惫，准备下班。作为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的一名医生，王耀丽的专业还有一个更“易懂”的名字——“临终关怀”。

　　研究生时期，王耀丽在一门“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课上担任助教，这门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王耀丽的生死观，也几乎改变了她的职业选择。“我国的姑息治疗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现代医学中算是比较‘年轻’的学科，很多人会把姑息治疗简单地理解为‘放弃治疗’，其实姑息治疗是一套很复杂的系统。”王耀丽介绍。姑息医学是一门“向死而生”的科学，不是“放弃治疗”，也不是“等死”，而是通过积极的干预手段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使患者更舒适、更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妹妹，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趁着妈妈清醒的时候，多和她说说心里话，不要留下太多遗憾。”病房外，王耀丽温柔地为一名18岁的小姑娘擦拭眼泪。小姑娘的妈妈是一位横纹肌肉瘤晚期患者，因为家庭原因，平时都是由小姑娘独自一人照顾。情绪崩溃的时候，王耀丽是她唯一的听众。在病人生命的最后阶段，王耀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病人和家属之间少一些遗憾，多一些爱意的表达。

　　8月7日晚，一位老人器官迅速衰竭，王耀丽和同事用尽方法也没能挽留住老人，而老人生前的愿望是“不要在阴历的六月离开，太热了”，而8月7日，是阴历六月的最后一天，这让王耀丽情绪低落。“最开始接触到病情比较重的病人，我会很难受，手足无措，不敢面对病人家属。”王耀丽告诉记者，“但作为医生，必须要去面对，我从学医的第一天就开始做心理建设。”

　　1967年，英国伦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现代化兼医疗科技及心理照顾的圣克利斯朵夫安宁疗护医院，现代姑息医学的模式就此确立。目前，我国的姑息治疗理念水平已非常接近欧美发达国家，但姑息治疗的实际从业人员，在100万人中仅有0.01-0.2人。“这是一个被需要的专业，且需求量很大，现在很多地方开始筹备姑息治疗，每个月都有其他医院的医生到我们科室调研，这是个好趋势。”王耀丽说。（全媒体记者 林嘉薇）

　　工作离家最远的医生蒋利成

　　要转到葡萄牙的病人 被我们留了下来

　　蒋利成，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2020年9月随中国(四川)第16批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医疗队参与医疗援外工作。

　　当地时间7月13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国家中心医院，一台心脏超声引导下永久心脏起搏器植入术顺利完成，78岁的患者阿尔贝托·利马从此告别了长年累月的头晕困扰。

　　这台手术是该国的第一台超声引导下永久心脏起搏器植入术，而在保障手术顺利完成的团队中，就有中国第16批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医疗队的身影，来自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蒋利成便在这个团队中。

　　去年9月，经过5个月培训后，蒋利成随队抵达该医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是一个非洲的小岛国，风景不错，但经济很不发达，更不用提当地的医疗条件了。”蒋利成说，这个国家和自己家乡有着超过1.2万公里的直线路程，除了相对落后的工作条件，还有文化和语言差异带来的压力。

　　葡萄牙语是当地的官方语言，蒋利成此前对葡语一窍不通，后来他打算自学葡语，“有没有人帮是一码事，我自己学会了葡语，和病人交流起来也会方便得多。”

　　为了学习葡语，蒋利成找来翻译员、驻地的清洁工和医疗队的司机充当“葡语老师”，利用休息时间整理常用专业词汇，并细心观察当地医生的语言表达，使自己的用语遣词更加准确。仅仅过了1个月，他就能独立接诊患者，并能使用葡语完成入院记录、病程志、检验单等的填写。

　　除了为当地病人解决实际困难，援非医疗队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把当地的医疗力量建起来，把当地医疗人才带起来。“由于文化、理念差异，我们想让他们进步，还得动手指导取得他们信任。”于是在前期，凡是医院遇到任何难题，蒋利成都冲在最前面。看着越来越多的病人在我国援非医疗队治疗下康复，当地医生渐渐对他们心生敬意，有了学习的动力。随后，蒋利成和医疗队逐渐开始与当地医生讨论病例、完成电复律术、心包穿刺术等操作，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以前很多严重的心血管病患者需要被转到葡萄牙去治疗，如今，越来越多的这类病人被我们留下来了。”蒋利成自豪地说。（白华宇 全媒体记者 石小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