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芦山地震三周年之际，记者在昔日灾区看到，一个个新村点缀在青山绿水间，一幢幢高楼鳞次栉比，一座座厂房在工业园区拔地而起，给城乡平添了几多田园风光、几多现代气息……

　　三年间，一场灾后重建的“国家实验”在雅安推进。震后，党中央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恢复重建同时，要探索一条“中央统筹指导、地方作为主体、群众广泛参与”的重建新路。灾区干部群众用自己的生动实践交出了答卷。

　　重建改变人生

　　家门口端上“金饭碗”

　　走进震中龙门乡白伙新村，一幢幢川西民居映入眼帘，白墙红瓦、错落有致。

　　打造乡村旅游聚居点——刚开始规划时,村民们有些担心：房子修得再漂亮，会不会没人来？没想到，去冬一条道路连通了村外古镇与附近的溶洞后，游客就明显增多了。

　　村民雷光玉的家在地震中损毁了，修房掏光了家中积蓄。震后，雷光玉利用自家新房开起了茶楼：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如今当起了女掌柜，每天有一两百元的收入。

　　指着门前一条即将打通的隧道，她说：“这条路通后，成都游客来这里只要1个半小时。那时，我们就更有盼头了。”

　　震后，中央部委组织国内一流规划院所到灾区开展规划“大会战”，制定了一个总规。四川省根据总规，又制订了11个专项规划。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460亿元，其中灾后恢复重建基金310亿元，生态修复、地质灾害防治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50亿元。

　　3年过去了，重建规划一个个变成了现实。12万多户受灾群众搬进了新房，2000多个重建项目基本完成，灾区面貌焕然一新，产业发展提档升级：川藏铁路开工，即将结束雅安市内没有火车站的历史；新建的国道351线，将使曾经的震后“孤岛”宝兴县居民不再独路难行；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近百个产业项目投产，让大家在家门口就找到了“金饭碗”……

　　24岁的舒芳至今仍记得，地震那天，在成都一家企业打工的她，给家乡宝兴县石山村打了一天电话都未打通。那时她就萌生了回乡就业的想法，但苦于家乡就业机会少。震后，王老吉在灾区芦天宝飞地园区建起了生产基地。舒芳圆梦了。如今，她每个周末都能回家给父母做顿可口的饭菜。

　　在芦山县工业园区琪雅服装厂，32岁的当地小伙王学彬以自制的假肢熟练地踩着缝纫机缝制衣服。“在别人眼中，我曾是累赘和负担，现在一个月能赚2000多元。我的生活，我可以做主了。”王学彬说。

　　有着50年历史的四川建安公司，利用灾后搬迁政策，淘汰了落后产能，在经开区建起了新厂房，安装了新设备，利用雨水回收等系列节能环保技术降低了成本。不仅自己的员工端牢了饭碗，还解决了灾区近2000人就业。

　　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因地制宜、绿色发展。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司长田锦尘说：“中央加强统筹指导，把灾后重建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保护、产业转型、精准扶贫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直通“最后一公里”

　　项目规划更接“地气”

　　芦山重建最大的不同，就是将中央统筹指导与地方作为主体紧密结合。中央给地方充分授权，地方在实施规划过程中，可以因地制宜予以调整。

　　宝兴县委书记韩冰说，5亿多元地灾治理专项资金，怎么用，县里就能“拍板”。

　　重建有了自主权，也让地方背上了沉甸甸的责任。重建启动后不久，四川省委及时调整了雅安市委班子，一批汶川重建“老兵”被调往了灾区。

　　雅安市委常委、芦山县委书记宋开慧就是其中一员，人称“抠门书记”。一到芦山，他第一刀“砍”向了重建项目中的机关办公用房，压缩规模“抠”出了1.5亿元。

　　接着，他又“砍”掉了一些重建项目中的“形象工程”：修广场的大理石换成了当地的红、青砂石，每平方米造价由500多元降到80多元；震中河心岛取消了铁索桥、水车等，8000多万投资变成了2000多万……“凡是假大空、不符合实际的一律砍掉！抠出来的钱，主要用于教育、卫生等老百姓关心的事，还让最初规划外的1000多户受灾群众，搬进了新村聚居点。”宋开慧说。

　　芦山大考，考验的不仅是地方“主官”，还包括社会各界。震后,一批懂市场、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驰援灾区。中国恒天集团在雅安市建设了一个整车生产项目，总投资30亿元,年产10万台大型SUV运动型多用途轿车。

　　这个项目既是灾后重建最大的产业项目，也是恒天集团的产业升级项目，仅用了1年零1个月就顺利通过了工信部验收。

　　对于这个速度，项目现场指挥长强井鑫至今难以相信。“全靠园区‘保姆式’的服务，办理手续、协调拆迁、落实水电，每一个环节都安排专人无缝对接。”

　　责任“催生”担当。在中央部委统筹指导下，地方主体责任凸显，一项项操作性强、贴近实际的创新机制应运而生：出台农房重建强制性设防标准，填补行业“空白”，配套培训了灾区5200多名工匠；统筹使用工业用地指标，异地设立“飞地园区”，开发一点,保护一片；开展省内对口援建，重点培育灾区发展“造血”功能，实现互利共盈；强化资金物资项目的全过程监管和全方位审计，实行业主与施工单位签订中标合同、廉洁合同“双合同”制度，构建以组织监督为主体、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为支撑的大监督格局……

　　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新体制明确提出灾后重建地方作为主体，直通重建“最后一公里”。“这解放了地方政府和基层指挥系统的手脚，使重建工作方向准、效率高、指挥灵活。”

　　高手在民间

　　群众智慧遍地开花

　　手握小圈尺，量钢筋制作间距，量房屋框架尺寸……新村开建后，70岁的农房重建“大管家”晋照祥每天都戴着安全帽忙碌在工地上。

　　老晋家住芦山县思延乡草坪村，曾做过建筑工程管理技术人员。和大多数村民一样，老晋的房子也在地震中倒了。他被村民们推选为自建委员会主任，负责房屋质量监督。

　　震后，一些乡村创造性地“发明”了由群众代表组成的自建委员会。从选房址到谈价格，从管资金到监质量，从设计结构到分配住房……全部自己“当家做主”，许多看似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

　　新建的232个新村聚居点，不仅让农民不离乡土就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而且成为村民自治的新载体。原来的自建委转型成了自管委。在荥经县新添乡庙岗新村，自管委主任詹良彬为村民们建立了便民服务“110”，提供交电费水费、买农药化肥等服务。

　　高手在民间。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震后，9万多受灾农户同时建房，工匠短缺、建材紧张，一个由工匠组成的互助合作社产生了。在芦山县飞仙关镇凤凰村，合作社实行特殊的重建“价目表”：条件困难的村民，工钱打5折；条件一般的，打8折；五保户、特困户修房，工钱为0。“580”——“我帮你”。

　　震后，一些重建项目面临资金缺口，灾区公共服务存在“短板”，一个社会管理服务平台产生了。记者在雨城区中里镇看到，年轻的镇干部秦美玲正在和一家公益组织的社区服务人员一起策划群众文化活动。据介绍，由省市共建的灾后重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已引导近百家社会组织出资约13亿元，面向受灾群众直接开展文化、教育、卫生、就业、创业等服务。

　　重建项目的效果和干部工作满意度如何评估？一个社会评价机制产生了。在宝兴县大溪乡烟溪口新村聚居点，记者遇到了一群特殊客人——由50名群众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特邀监察员、媒体代表组成的评议团，正在对完工项目和干部作风开展社会评议。“干部群众心连心，水泥沙子粘得紧。”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顾林生说，党的领导、市场化的招商引资、社会各界力量的有效整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汇集成了灾后重建的强大洪流。这不仅使灾后重建费省效宏，同时也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新华社记者 惠小勇 叶建平 周相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