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界对于古代文明形成的认识，是从考古和文字材料来加以分析与甄别。一般而言，认为古代文明形成的标志有物质文化和政治组织两类。物质文化标志，主要指城市、文字、金属器三大硬性指标。而政治组织标志，则是国家的出现。

　　距离广汉市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巨大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当地人称之为“宽山城”。它位于成都平原北部，曾是古蜀时期成都平原的中心城邑。1929年春天，雨季来临之际，当地农民燕道诚在住房旁边疏通排水沟时，发现了一窖精美的玉石器，总量有400余件，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神秘帷幕。

　　一 祭祀礼器与城墙

　　《左传·成公十三年》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一个国家里的所谓重大事务，就是祭祀祖宗神灵与战争。考古研究证明，山川阻隔、相对封闭的古蜀的早期和中期，成都平原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乱，因此，祭祀成了古蜀人活着的最高义务。

　　1986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鸟头勺把，是三星堆最具特色的陶器。因为勺体很不容易保存，因而大多仅存勺把。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鸟头形勺把，鸟头形象颇似鱼凫（鱼鹰），明显与古蜀传说中以鱼凫为族名、族徽的鱼凫王朝有关。有学者认为，鸟头勺把不仅仅是生活用品，而是古蜀人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使用的一种祭祀用品。可以推论的是，以三星堆为都城的古蜀王国，应该是鱼凫王时代。

　　经过对三星堆青铜器合金成分的科学分析，发现出土的青铜器的合金成分与同时代殷墟青铜器比较，有明显的本土化特点。这表明，古蜀国的青铜冶炼技术是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是早期文明典型的创造方式。但三星堆文明发展到灿烂时期，青铜器不再局限于对大自然的一味模仿，而是更倾向于表达抽象的理念，崇尚万物有灵的泛神信仰，明显是古蜀人的崇神基石，诸如大型青铜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青铜太阳轮器等等，工艺复杂，鬼斧神工，更是全然脱离了生活实用的目的，这恰恰是祭祀礼器异军突起成为青铜时代高级阶段的明显标志。

　　1988年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对东面、西面、南面的土埂进行了试掘，获得重大成果，终于发现了三星堆古城墙。三星堆古城城墙高耸、坚固、厚实，城墙外掘有深深的壕沟。在主城墙局部，使用了土坯砖，这是中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的使用年代最早的土坯筑垒城墙的实物。

　　学术界通常把修筑城墙认为是建立古代城市的标志。那么，三星堆城墙的修筑是在什么时候呢？考古人员通过城墙夯土内发现的一些碎陶片推断，距今近四千年之前，三星堆城墙就已经出现，三星堆古城就已建立了。

　　二 古蜀文字与巴蜀图语

　　在三星堆出土的陶器、石牙璋、青铜器、漆器、印章等器物上，还发现了早期古蜀文字的遗迹。

　　巴蜀图语，又称巴蜀符号或巴蜀图形文字，是在四川盆地巴蜀地区出土的纹章、兵器、漆器等文物上发现的一些图形符号。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前后延续长达800年之久。

　　这些蕴藏着丰富的形制、玄妙的纹饰的图语，是窥视古蜀文明的窗口，然而它却长期被误认为是夏代中原文物，甚至写进了历史教材。1941年，考古学家卫聚贤在《说文月刊》三卷七期上撰文认为，“战国巴蜀图符青铜錞于”等青铜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物，据此提出“巴蜀文化”概念。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王家祐把这些青铜器上的符图正式命名为“巴蜀图语”。

　　“巴蜀图语”是揭示古代巴蜀创立的有别于中原文明的一种特殊地域文明的关键所在。由于这一古代文字的破译难度极大，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中国现在发现了8种神秘、有待破解的原始文字或符号，但学术界确认属于文字系统的只有一种，即古巴蜀文字。巴蜀图语流行于开明王朝，包括印章、文字两个体系。它在中华民族文字起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解读对廓清古巴蜀迷雾有着枢纽作用，更是揭开三星堆、金沙之谜的锁钥。目前关于巴蜀图语大致有3种说法：巴蜀古族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学者冯广宏认为：巴蜀图语就是巴蜀文字雏形，岣嵝碑文可能是巴蜀文字的遗存。也有一些民间学者认为“巴蜀图语”是古彝文。

　　令人感兴趣的是，巴蜀文字具备读音吗？徐中舒先生在分析纳西族一组图像文字之后认为，这些图像，既不能读出音来，而形象亦并不固定，除了少数巫师能讲明它们表示的意义外，许多人看后均不知所云。巴蜀文化中的图像或符号，许多均属与此类似的事物。也就是说，巴蜀文字高于结绳记事，但不具备读音。

　　三 成汉俑与三星堆青铜人像族　

　　在城墙、王都、金属冶炼、文字等问题之外，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也许是，三星堆的主人是什么人？或者说，除了祭祀神灵，那些青铜人像的“榜样”是什么人？有研究者认为“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一期文化是已本土化的西北人群……通过四五百年的发展，最后成为成都平原上具有主导力量的大族群”。然而，图像证据是，成汉俑与三星堆青铜人像族属极可能同源。

　　成汉俑出土于成汉时期的成都墓葬中，造型独特，流行时间短，以成都出土最多，德阳、西昌等地也有发现。成汉俑与三星堆青铜人像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1.长方形脸。三星堆青铜人像面部虽然长、宽有差别，但总体都呈长方形；成汉陶俑面部呈长方形，表情刚毅，一改东汉以来四川陶俑面部圆润的特点。2.眼睛外凸，为成汉俑和三星堆青铜人像所特有，中国其他地域极少发现类似人像。3.大耳。4.扁阔嘴。5.粗眉弓。6.双手习惯置于腹前。7.由面貌和形体反映出来的体质特征相近。如此高的相似度绝非历史偶然性可以解释，二者应该存在着密切联系。不过一切还是待解之谜，如果将来在考古中能发现甘青、岷江上游地区氐羌以及蜀地三星堆遗址、成汉的人骨材料，对四者进行DNA分析、比较，也许会有最为直接的结论。

　　古蜀文化与其相邻的中原文化和氐羌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与距离遥远但有文化交往的东南亚文明、南亚文明、西亚文明，同样有着联系。通过三星堆、金沙古蜀文化的研究，人们可以发现外来文明的影响力。所以，开放性、兼容性是三星堆古蜀文化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文明特征。而这些特征，加上古蜀先民“崇鸟敬日”的精神信仰，逐渐形成了一种人文精神，天长日久，会聚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古蜀文明与众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发展，充分表明古蜀先民具有渴望开放、吸纳经验的民族特征。古蜀先民创造的灿烂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开放性。

　　四“太阳神鸟”与火烈鸟

　　2001年，距广汉三星堆约50公里外的成都金沙村，发现了十二桥文化的中心聚落，时间约为三星堆文化的最后一期，遗址出土了大量与三星堆文化类似的器物，见证了古蜀王朝最后的中心转移到了成都平原腹地。

　　成都金沙遗址是21世纪初期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太阳神鸟”金饰就是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国宝重器。太阳神鸟金饰的重量仅20克，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0.02厘米，含金量高达94.2%，被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5年10月12日，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六号”遨游太空5天。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为商代晚期作品，整个金饰呈一圆环形状，金饰上有复杂的镂空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周围等距分布有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着内层图案，由4只相同的朝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4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鉴于黄河文化往往把太阳鸟视作三足乌（乌鸦），所以也有人认为金沙“太阳神鸟”是乌鸦。

　　这一判断恐怕是不妥的。金沙出土的这些制品，绝大多数反映的是蜀地先民对于本土天象、地理、动植物的认知。“神鸟”的意象可能是对白鹭一类水鸟的反映……恰在于，蜀王柏灌极可能是柏鹳的讹音，古人的动物分类不可能十分严密，鸜、鹭、鹳均与鸟有关，它应该是成都平原一种常见的水鸟，进而成为部族的图腾。

　　2020年5月30日，我在望江楼公园采访成都观鸟会理事长沈尤先生，他认为：“‘金沙神鸟’的生物学来源，应该是火烈鸟。”因为，“出现在成都平原的火烈鸟，往往具有一个明显的物候学特征，那就是火烈鸟出现的时机，是在强烈的寒流袭击平原之后。气温剧降，太阳终于出现了，温度开始回升。来自哈萨克斯坦方向的火烈鸟显然是‘飘鸟’，它们浑身火红，神灵一般出现在成都平原寒冷的十一月份，最多停留一个月。自然会跟古人留下它才是‘光明使者’的强烈印象。”

　　鸟类崇拜在古蜀与楚文化当中，都得到了极大地彰显。古蜀诸王族中，柏灌、鱼凫与蒲卑均以某种鸟命名，有的可能以鸟为图腾。鸟图腾信仰在古蜀族群文化的整合中曾发挥重要作用。成周之会，蜀人以其所崇之鸟文翰进献，与周王室构建了联盟关系，周人亦借此实现了权力的整合。古蜀鸟图腾与鸟崇拜兼有族群文化整合与族际文化交流的双重功能，体现着古蜀先民对不同人群间关系的认知和处理，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方式。（蒋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