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司法局等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上海中小学应至少配备1名法治副校长，参与学生欺凌治理和罪错学生教育矫治等工作，督促学校健全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涉及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入职前查询和从业限制等制度机制。（9月27日《中国青年报》）

　　配备法治副校长，是一种国家要求。早在21世纪初，基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激增的严峻形势，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要求中小学校配齐配强兼职法制副校长。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文件，均对“法制副校长”的配备提出要求。今年，上海高院等印发的《意见》，则将“法制副校长”的说法升级为“法治副校长”，同样提出要加强法治副校长的制度建设。

　　国家要求配备法治副校长，上海积极行动，其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要加强校园法治教育，遏制校园霸凌、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等事件的频发态势，对不良学生、不良行为有基本的矫正制度。这样的制度初心是良善的，也是很有现实价值的。近年来，各项数据都显示，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确有上升的趋势，这般现实亟待改变。配备法治副校长，加强学生的法治素养，显然是从源头上破题的举措。

　　只是遗憾的是，法治副校长的配备，依然难逃“花架子工程”的质疑，不少老师也坦言，这样的制度设置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实际价值很有限。这样的说法，是从功能性的角度去回应相关质疑的，客观地说，从目前的现实呈现来看，这应该也是事实。毕竟，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频发，一些恶性事件的发生，便是对现实的佐证。这意味着，对法治副校长来说，不能“配备了事”，而必须有更进一步的配套工作。

　　对法治副校长来说，不仅要配备，更要用好。一方面，需要法治副校长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自己不只是来上课的，还需要推进学校建立预防校园欺凌、防范侵害未成年人等方面的制度机制，让学生出现意外情况后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报告，而不是和学校、侵害人等方面私了，以实际行动推动依法治校落地生根；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法治课堂、法治教育以及相关的法治实践活动，培养更加具备法律素养的合格公民，最大限度地从源头上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曾经表示，“法律就是法律，它是一座雄伟的大厦，庇护着我们大家；它的每一块砖石都垒在另一块砖石上。”我们也希望，法治副校长的配置，能让法律成为“雄伟的大厦”，更好地呵护好校园内的每一个人。（杨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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