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餐时分，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上洋村村民程玲为一家人做着就餐前的准备：凉拌黄瓜、泥鳅豆腐、炒青菜、老鸭煲汤……程玲家的餐桌上，每人面前被摆上一长一短两副筷子，汤里放了一把公勺。走进上洋的另一户村民家，围坐用餐的一家人，同样每人都有两副筷子。上洋村党支部书记黄岳华说，在家中使用公筷公勺，已写进上洋村的村规民约，“长筷夹菜，短筷吃饭”。（5月19日《中国青年报》）

　　采取合餐、私筷的方式，一方面，既会把某些同桌就餐者携带的致病微生物带入菜肴，还可能把变质菜肴中的致病微生物带入其他菜肴，形成致病微生物扩散和疾病传播，带来交叉感染的较重后果。由于新冠病毒主要通过飞沫传播，致病性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实行公筷公勺，便是疫情防控的必要之举，与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等措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而且，公筷公勺也不仅仅是疫情防控特殊形势下的应急之举，还应该属于伴随终生的行为要求，是降低健康风险的现实路径。

　　2003年非典期间，受疫情防控的影响，使用公筷公勺进行就餐，也一度成为风尚，获得了社会大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此次疫情防控，全社会再次掀起使用公筷公勺的热潮，不但餐饮服务企业将提供公筷公勺作为服务流程中的基本标配，就连一些普通家庭就餐，也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而配备了公筷公勺，让传统的共餐方式有了实质性改变。

　　不过，文明习惯的形成，不能仅靠外在形势的逼迫，被动的短期应急固然可以产生立杆见影的效果，但很快会因为形势的好转而呈现反弹回潮的趋势。公筷公勺措施一度执行得较好，最终未能得到很好的巩固与延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因势利导和顺势而为，利用全社会更加统一的共识和更加强大的凝聚力，进行制度性建设，把软倡导与硬要求结合起来，用他律增强个体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近日，《衢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经过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使用公筷公勺和分餐制首次写入这一地方性法规，《条例》规定，两人以上就餐应当使用公筷公勺或者分餐。餐饮服务机构应当配备公筷公勺或者提供分餐服务，并且还设置相关处罚规定。其他地方也采取了类似的立法措施，为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提供了法律遵循。

　　不过，在优化社会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效方面，破解使用公筷公勺执行难、落实难和巩固难的困局，不能靠立法“一条腿”走路。而衢州市柯城区上洋村将公筷公勺进村规民约，以制定和执行村规民约为抓手，实现公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则具有基础构建的意义。

　　村规民约是由村民自己制定，为村民共同遵守和认可的行为规范，具有观念引导和行为约束的作用，其功能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和事实的论证，能最大化发挥公众在自治中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将公筷公勺写进村规民约，填补了基层治理过程中，餐饮文明行为习惯的倡导和要求的空白，利用村规民约特有的作用与功能，让公筷公勺这一新的生活方式，在基础性的制度保障与支撑下，得已巩固成一种新的文明习惯，也让文明习惯的养成取得最优的效果。

　　此外，利用村规民约这一特殊形态的因势利导和顺势而为，既可以大大减轻社会治理的成本，又能最大化获得最佳成效。这样的治理思路和模式，值得总结和推广，也应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常态。（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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